就在十天前，我还幻想着来日里千仓万箱的收获。十天后我便带着一心的苦乐和满身的单薄，坐着最冗闷的火车和最破旧的吉普车从苏南一方乐土辗转跋涉到一个海拔三千米、信仰各种宗教、混杂着各种民族的地方。
　　
　　有人说，青海的花，是要赶着看的。
　　而当我踏上这块高原土地时，目光里赶巧映上了浅笑的白，展眉的粉还有一些凝眸的紫。
　　
　　“再有一小时就到了。”司机老潘颤悠悠地晃着胳膊。
　　我把身子微微直起来，脸依旧朝下。
　　“小喻同志，你还这么小，组织就能把你派到这里，真是不简单。”
　　我苦笑。二十多年里，我永远是那么一种心态。永远是那么几个朋友。还或者今后我永远是那么一个爱人。我知道自己是怎样简单的一个人。
　　
　　在这个年代，出身不好让一切海阔天空的理想无非都成为那梦中的电光和那无明的幻相。
　　
　　大学的最后一堂课结束时，同学几乎已全散去。老师佝偻着背一个人在地上捡着纸屑，我心一酸正要靠近，他扶着椅子，抬眼对我说，“喻琳，文学是需要党组织的，共产党不是一把椅子，能搬动。鲁迅没有受过组织的领导是他的不足，不是他的光荣。”